小盂鼎铭文前面记"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雩若翌日乙酉…"末尾记"用作囗白宝尊彝 。隹（维）王廿又五祀 。"显然是个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的铜铭 。"维王廿又五祀"，张闻玉辨认为是"卅又五祀"，先放在一边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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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铭文拓本
"辰在甲申"有人理解为"甲申"朔，此说非 。古人文字喜欢互文，"辰"指日辰 。铜铭歷日的意思是"在八月十六日（既望），日辰干支在甲申，天还没亮的时候（昧爽） 。"既望日在甲申，则八月朔日在己巳 。查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公元前984年6月28日己巳朔，时为夏正六月，周正八月，既望日在甲申（公元前984年7月13日），与铜铭歷日合 。
查《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公元前984年正是康王二十四年，正合铜铭歷日 。且慢，有人会问了，小盂鼎铭文不是记"维王廿又五祀"，应该是康王二十五年啊，怎么说是与康王二十四年歷日相符呢 。哲说，正合的狠，合的天衣无缝 。这就要扯铜铭中"年、祀"的区别了 。由于汉儒前辈的误导，后人没再去注意先秦文献铜铭中，某王年、某王祀的纪年方式表述的意义其实是有区别的 。小盂鼎铭所记"维王廿又五祀"正是指周成王的第二十五个祭祀年，时在康王二十四年 。
以往学者研究中，未能注意到"年、祀"的区别，而往往造成西周王年断代的困惑 。《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此以文王祭祀周年为纪年，表述的是在文王十三祀，武王十二年间事，即克商当年发生的事情 。
《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 。管叔自作殷之监，…"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辛卯，命监殷，遂狩于管"所记为同一件事，说明武王十二年就是文王十三祀 。故王国维所推定武王是在文王去世后四年克商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文献已表明，武王克商年是在文王十三祀，武王继位十二年间事 。
当然，武王克商前是否已经称王还需探讨，然继位"西伯"十二年后始克商应是无异议的 。联系清华简「武王八年勘耆（黎）」的记载，可知武王是在文王去世后，经过了多年积蓄准备始谋伐商，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献铜铭中的"维某祀、维王某祀"当是指前王薨的第某年，亦可用来纪年，但与时王纪年会出现序差1年 。这里的"祀"当是以前王去世周年为单位的祀周 。如文王一祀从帝幸四十一年三月到次年三月 。
《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去世是在"夏四月乙丑日" 。《书·顾命》也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 。王乃洮沬水"，作《顾命》 。"翌日乙丑，成王崩 。"那么从小盂鼎铭文歷日推溯，则成王去世确实在公元前1008年 。《通监外纪》：「成王在位三十年，通周公摄政三十七年 。」则周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4年，又《逸周书·明堂》："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 。"则可推溯武王克商年正在公元前1050年 。与哲从《利簋铭》中解读出来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时为周正二月三十甲子日，正是分毫无差 。
有人说，嗨，毛先生，我查对张培瑜先生《朔望史历表》，在公元前1008年，四月、六月里都找不到有甲子、乙丑日的呀 。你说的对，在张培瑜《朔望史历表》中，是以冬至日所在太陰月朔为正月始，公元前1008年四月是辛卯朔，六月是庚寅朔，确实在当月皆不可能有甲子、乙丑日 。问题的关键在于前面提到的我们对西周歷法的观念有误 。
古法歷算有：天正（建子，以冬至日为子月月首），是太阳光照量的"最少极点"（冬至点）月，从这天起，白天渐长；地正（建丑，以大寒日为丑月月首），是气温的"寒极点"，从这天起，气候就要转暖，人正（建寅，以立春日为寅月月首），太阳光照量达到冬至和春分的一半，是气温开始转暖，标志春天的开始 。我们现行农历在历算上虽使用"天正"，却是以冬至所在太阴月为历年之首，在民用年上用"人正"，却以立春所在太阴月为民用年之首 。和古法略有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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