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中不可能直斥宋高宗，只得拿秦桧说事，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南宋中兴还不如东晋南渡 。在《讲义·统论》里，他从中兴规模、中兴制度与中兴国势三方面系统剖析并深入阐述了对南宋中兴的总看法 。吕中未必不明白，所谓“绍开中兴”的和议体制都是宋高宗“断自朕志”，再联手秦桧共同打造的，从而决定南宋只能与东晋那样退居东南 。
本文宗旨并非研判宋高宗是否“绍开中兴”，即据元代史臣之说，宋高宗也厕身“史皆称为中兴”的君主之列 。至于宋高宗与前代中兴之君的成败高下，乃至所谓绍兴中兴的规模、制度与国势，也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我们仅仅依据史书记录，结合绍兴和议与绍兴体制确立前后的政局变动，考察中兴语义在内涵与外延上是如何随之移步换形的，在解释权与话语权上又是如何从相对多元宽松转向彻底专一独断的，通过中兴语境的蜕变来揭示绍兴体制的专制底色 。
无论内涵，还是外延，“中兴”原就是一个语义模糊的概念 。南宋学者王观国就活动在绍兴年间，他在《学林》卷一《中兴》里为其下过定义：“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 。”也就是说，在同一朝代，能从统治衰坏而中途复振的，就可说是中兴 。至于复兴到何种程度，才称得上中兴，即便同时代人，不同的个体、阶层或政派在理解上未必会有完全的共识 。惟其如此，宋高宗独相秦桧以前，朝野议政虽然言必称中兴，却各抒己见，未定一说，无宁说是朝政宽松与言路未闭的正常现象；而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与秦桧以政治迫害为手段，强力干预进而彻底专断对中兴的解释权与话语权，正是专制极权理亏心虚的表现 。
宗泽、李纲与岳飞都死于绍兴和议之前，不妨回顾他们当年对中兴内涵的理解 。
建炎元年十月，宗泽对宋高宗说：“天下之民，延颈企踵，日望銮舆之归，经理中原，以建中兴之业 。”（《宗忠简集》卷一《乞回銮疏》）他无疑是把“经理中原”纳入“中兴之业”的 。
绍兴元年，李纲尽管已遭黜赋闲，仍在和诗里宽慰友人说：“旧国故都休怅望，中兴恢复伫旋归 。”（《梁溪集》卷二十八《次韵陈中玉大卿》）他也是将恢复旧国故都与中兴奏凯视同一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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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取得郾城与颍昌之捷后进军朱仙镇，准备光复旧京，同时派奇兵深入河东、河北，志在恢复中原 。大功垂成之际，却收到强令班师的御诏 。他在《乞乘机进兵札子》里恳请宋高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 。”（《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五》）岳飞显然把收复中原视为宋高宗的中兴之机与自己的中兴之功，孰料一年之后，竟死于宋高宗与秦桧之手 。而绍兴七年，宋高宗还对他信誓旦旦：“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金佗稡编》卷八《行实编年四》）
宋高宗与岳飞，宋高宗与秦桧，都有过“中兴”的对话，但中兴语境与语义却各不相同 。在绍兴体制下，鼓吹绍兴和议“绍开中兴”，那究竟是谁家之中兴？看来只是绍兴皇帝宋高宗的中兴，而绝对不是宗泽、李纲与岳飞夙夜以求的中兴，也决然不是“中原父老望旌旗”的那种中兴！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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