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三年，权中书舍人刘才邵诗云，“共说中兴似光武，南都赋合继东京”（《檆溪居士集》卷三《早朝行宫奉呈诸同舍》），已将绍兴中兴与光武中兴相提并论 。十五年，他以党附万俟卨被秦桧赶出朝廷，出知漳州，为能回朝，他在元旦贺表中将宋高宗捧为中兴圣主：“性由天纵，道本生知，绍列圣之宏规，开中兴之宝运 。”（《檆溪居士集》卷三《贺元旦大朝会表》）
绍兴十七年十二月，婺州举子施谔献进《中兴颂》，另上《行都赋》与《绍兴雅》十篇，为绍兴中兴大唱颂歌，宋高宗特许他永免应试证书 。
绍兴十八年，歌颂中兴的大合唱渐入高潮 。敷文阁待制张嵲赋闲提举宫观，献上了中兴颂歌，序文强调只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
我宋中兴，皇帝陛下得贤圣之佐，成昭明之业，而不被之声诗，荐之郊庙，协声依咏，以乐和平，汗青书策，以示得意，使后世何稽焉？（《紫微集》卷一《绍兴中兴复古诗并序》）
他在颂诗里谄媚宋高宗“过于尧禹”，强调从夏朝少康到东晋元帝的所有中兴，都大动干戈才获致的；“方之皇帝，爝火太阳”，意即比起皇帝您，他们简直就像小火把相比红太阳 。宋高宗很受用，下诏嘉奖，岂料他随即去世，无福消受龙恩 。
周紫芝进呈了《大宋中兴颂》，序里描绘了一幅中兴盛世图：“寝兵以来，海内清平，文章华焕，考之诗书，皆所未有 。”他也另有一套吹功，说宋高宗“方之舜禹，未或远过”；还不忘表态，说作为“寒生均与斯民蒙被圣泽，敢作颂诗以申歌咏”（《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三） 。
张嵲与周紫芝之流原是草偃风从的无节文人，奉谀献媚无足为怪，史家郑樵竟也来赶场，却令人惊愕 。他在《夹漈遗稿》卷一《题夹漈草堂》诗里可自称过“布衣蔬食随天性，休讶巢由不见尧”的，这次赶场却比张、周两位还早 。正月十一，年还没过完，他便以草莱之臣上书道：
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着日新之徳，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契以来未之闻也 。（《夹漈遗稿》卷二《上皇帝书》）
他的主旨希望朝廷支持他编成《通志》，倒也无可厚非 。但一涉及时政话题，郑樵也显然接受了业已蜕变的中兴涵义，不仅认同君相道合而致的绍兴和议，而且视为史无前例的中兴大业 。他最后表态，“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宁无奋发之情”，意思说，我遇上了发展文化的大好时代，岂能没有奋发报答之情吗！联系前一年，在《上宰相书》里，他对秦桧也表达过类似见解，“以为宋中兴之后，不可无修书之文”，他是把编好《通志》作为呼应绍兴中兴的文化工程来看待的 。作为大史学家，《通志》自有其价值，但在野的郑樵对中兴的表述已与定于一尊的中兴语义完全合拍，无论是自觉认同，抑或是无奈顺应，都足以表明：借助政权强力，宋高宗与秦桧对中兴语境已成功干预了舆论的走向 。
权相秦桧与中兴语境之关系
中兴语境的强制性蜕变，秦桧是自始至终主导其间并热衷其事的 。他的目的主要有三层 。一是通过对中兴内涵的威权性规定为绍兴体制打造合法性；二是进而以维护绍兴体制为借口，严厉清算与整肃对绍兴和议及其权相专政持有异议的所有政敌；三是借助牢牢掌控的中兴话语权，在将宋高宗抬为中兴圣主的同时，也将自己形塑为中兴圣相 。他的这些用心随着中兴语境的逆行也都如愿以偿 。

文章插图
秦桧
绍兴十二年，周紫芝向权相上祝寿乐府，称颂秦桧以和议致中兴，不知怎样才能报答这无上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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