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定乱必以战，公以不战为中兴 。两朝岁活数百万，报公福禄知难名 。（《太仓稊米集》卷二十七《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并序》）
绍兴十五年，宋高宗为秦桧御书“一徳格天之阁”六字匾额，张嵲向权相献贺诗说，“中兴如问君臣美，万世昭时六字传”（《紫微集》卷一《贺师垣赐御书一徳格天之阁牌》），也以中兴君相来歌颂宋高宗与秦桧 。谀媚秦桧为辅佐中兴之相的诗文连篇累牍地送入秦府，其中仍有周紫芝：
南北交欢万国宁，不将黔首比金缯 。时人未会新盟意，要与昭陵作中兴 。（《太仓稊米集》卷二十九《时宰生日诗三十绝》）
绍兴十八年，中兴颂歌最高潮时，周紫芝上《大宋中兴颂》，特别颂扬高宗“尊用元臣，以扶昌运”，“天子曰都，是任良弼” 。张嵲也阿谀宋高宗独相秦桧决策议和事：“与之共图中兴之事，君臣一德，如鱼之有水 。”（《紫微集》卷一《绍兴中兴复古诗并序》）
绍兴十九年，秦桧党羽张邵上奏，献媚秦桧是“我朝贤相，道义忠节”，还说在金国时秦桧为宋徽宗起草致金帅的长信，请将其稿本送史馆存档，“以彰陛下任用之当，所以能致中兴之盛” 。秦桧借机表白，说信稿证明“讲和本出徽宗圣意”；高宗也自嘘“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2582-2583页） 。在营造以和议致中兴的语境上，这对君相堪称心照不宣 。
当然，在中兴话语权上，除了借徒党之口，若有机会秦桧也绝不忘自己发声 。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他对高宗说：“陛下今日中兴，内外无事，所乏者循吏尔！”（2654页）既以中兴太平来粉饰时局，又以任用循吏为自己安插党羽打掩护 。他还以中兴的名义提醒宋高宗坚守和议体制 。绍兴二十三年七月，秦桧对高宗回顾和议来之不易：
臣伏惟陛下，昨自军兴之初，为宗社生灵计，躬至军前，权与和好，因上格天心，中兴国祚 。臣至愚极陋，继亦将命，出于自请 。当是时，岂意有今日依乘风云之幸 。盖捐躯殉国，万一近似，乃得与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议，非偶然也 。（2691-2692页）
据《中兴小纪》卷三十六，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秦桧奉承宋高宗说：“陛下成中兴（国）之功，而知民疾苦，盖兼汉孝宣、光武之事业 。”对秦桧的阿谀，宋高宗故作谦虚道：“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 。”
对如何掌控中兴语境的话语权与解释权，秦桧尽管主导在前，却完全契合宋高宗的当务之急，他俩不仅一拍即合，也始终配合默契 。宋高宗与秦桧君相一体，出于政治需要，管控舆论，夸饰中兴，其后果十分恶劣 。对自诩中兴的夸夸其谈，胡寅早在绍兴八年就提醒过：
浅士短识，久诵中兴，智者寒心，方忧极弊 。若不及时大有变革，改纪国政，以趋事功，而因陋就简，日复一日，至于智者无以善后之时，正使（张）良、（陈）平复生，不能为陛下计矣！（《斐然集》卷十一《戊午上殿札子》）
其时，宋金议和还是进行时，胡寅就警告：侈谈中兴无异自我麻痹，必将导致“无以善后” 。及至绍兴和议确立，为专断中兴话语权，经宋高宗默许与授权，秦桧一方面严禁对绍兴体制发声妄议，一方面诱导对绍兴中兴歌功颂德 。李心传《要录》引《林泉野记》描述说：
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 。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 。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故言路绝矣！（2772页）
于是，在绍兴体制下，和议之前对中兴内涵不同理解与各自言说的局面一去不再，“太平中兴盛治之美”成为不容质疑的中兴语境，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种侈谈中兴之弊已远超过胡寅当年的警告，其危害正如吕中后来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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