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30页）
这一论断总体成立，前引宣告宋高宗即位合法性的《告天下手书》也印证了这种历史叙述 。但作为一般的中兴话语，其衍变的趋势与面相却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仍有深入探究的余地与必要 。

文章插图
宋高宗
大体说来，整个南宋高宗朝，以1142年初“绍兴体制”生效为历史坐标，“中兴话语”凸显出不同的语境与走向 。绍兴和议前，朝野士大夫以“中兴”为致力目标，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作一朝“国是”，上奏或面对时频频援引这一观念议事论政 。在这一阶段，“中兴话语”仅仅作为一般号召性、具体建议性或相互探讨性的话语系统，即便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与策问，或者有宋高宗参与的君臣对话，也都呈现这种状态 。自绍兴体制确立后，此前那种“中兴”语境虽有短暂的延续，但不久之后，宋高宗与权相秦桧就全面操控“中兴”语义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将“中兴”变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谀颂性话语，藉此将宋高宗型塑为“绍开中兴”的“中兴圣主” 。下面略按年代轨迹来展现中兴语境的这种蜕变过程 。
绍兴和议前
宋高宗的“中兴”论
建炎二年（1128），南渡政权首次开科取士，殿试策问以皇帝名义发出，援引了宣王中兴与光武中兴等史事，向考生征询消弭内忧外患的方略 。绍兴二年科考策问，宋高宗又历数少康、宣王、光武、肃宗等中兴旧迹，要求士子考察前世中兴之主的“施为次序”，哪些仍切用于当今世务，恳切要求他们“悉意以陈，朕将亲览”（《横浦集》卷十二《状元策一道》） 。宋高宗之所以在殿试策里一再提及中兴故事，无非向天下表明，他也希望实现与之比肩的中兴大业 。正如他在绍兴二年四月一份诏书里所说，“朕寤寐中兴，累年于兹”（933页），不能说这种中兴期待完全出于作秀 。这年，徐俯建议宋高宗熟读《汉光武纪》，“以益中兴之治” 。光武中兴为炎汉再续近二百年国祚，显然较之其他中兴更为成功，也更应效法 。不久，宋高宗手抄了《后汉书·光武纪》一卷赐给徐俯，以示采纳了他的建议 。自此以后，以光武故事作比，成为宋高宗朝中兴话语的一大特色（参见何玉红《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史学集刊》，2018年第六期） 。
绍兴二年八月，宋高宗褒奖韩世忠屡平游寇之功，借此号召内外将官“各务立功报国，共济中兴，以光史册”（990页），表明对内剪灭群盗流寇，确保南渡政权有稳定的立足空间，是宋高宗当时致力的“中兴”目标之一 。同月，左相吕颐浩主张在淮东战略要地布防，邀击随时可能南侵的金军，高宗附和右相秦桧“不战何以休兵”的说辞，声言“自古中兴之主，何尝坐致成功”（993页），透漏出其时对金“休兵”在宋高宗与秦桧之间早已灵犀相通；至于他说“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云云（1036页），不过是金朝拒绝其乞和之请下的无奈选项 。
尽管对内“群盗”仍炽，对外“休兵”无望，“中兴之主”自我形塑的舆论宣传已然启动 。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告天之坛被称为“中兴受命之坛” 。李心传没有记及这一尊称何时由朝廷认定，但据《要录》卷四十四绍兴元年五月癸卯条，这天，宋高宗向宰执们展示由他下令新篆的“大宋中兴之宝”，居然比宋徽宗制造的“定命宝”还大上一半，“新刻者其玉明润”（798页），显然为庆贺登基四周年准备的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宝玺》，其印文为“大宋受命中兴之宝”，让人有理由推断，“中兴受命之坛”的定名或应在其前后不久 。绍兴三年，高宗下诏旧相汪伯彦领衔编纂他开大元帅府时的事迹以付史馆，绍兴九年，汪伯彦不负所望，著成《中兴日历》，在同类书中最称详备 。绍兴四年七月，汪藻编成《建炎中兴诏旨》三十七册，或是以“中兴”命名的首部官方档案，宋高宗仍诏送史馆存档，俨然认可了“中兴”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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