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之后，右正言何若再请甄别君子小人，“如是则一心徇国者，得以辅治，异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理由仍然冠冕堂皇：如此“中兴之业，愈久而愈隆矣” 。宋高宗随即明示秦桧：“朕任台谏，正要分别君子小人 。若小人者，但时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 。”（2441-2442页）
由此可见，绍兴十四年夏，在动用国家权力迫害坚持异议的朝野士大夫上，宋高宗与秦桧已达成共识，故而在短短四十天里一而再、再三而地唆使或指令台谏，将绍兴体制反对派诬陷为“小人”，再以维护“中兴之业”的名义作为严惩的理由 。不言而喻，在宋高宗与秦桧的语境里，绍兴体制与“中兴圣政”是同一政局的不同表述而已，都容不得半点妄议的 。
绍兴十五年的殿试策并未直接涉及“中兴”话题，策问的是如何让“入仕者皆知趋向之正”（2467页） 。这也表明，尽管政治高压已经酷烈，但在认同绍兴体制上，朝野士大夫远未达到“趋向之正”的地步，故有必要向这些官僚后备队强调“趋向”的重要性 。
然而，“中兴之世”基调既然已在绍兴十四年明确敲定，承风希旨之辈便在“中兴”语境上进一步引申发挥 。绍兴十七年，殿中侍御史余尧弼奉权相旨意弹劾政敌郑刚中，便振振有词道：“方今中兴总揽权纲之时，而刚中乃尔怙权”（2548页） 。
绍兴十八年的殿试策问重回以“中兴之主”为论题，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策问开头仍说：
朕观自古中兴之主，莫如光武之盛 。盖既取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髙祖相望，垂统皆二百祀 。朕甚慕之 。
光武中兴结束了新莽之乱，延续东汉二百年天下，规制与疆域堪比刘邦创立西汉，确实让宋高宗只有羡慕嫉妒的份儿，故而策问接着就追慕光武的话头自圆其说：“愿闻今日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骤可以接东汉之轨迹 。”但绍兴体制既定，中原恢复无望，策问便曲为之解：
夫既抑咸宫之鋭，谢西域之质，则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条贯，要兼创业守文之懿，视夏康、周宣犹有光焉 。
“抑咸宫之鋭”，典出《焦氏易林》，强调“恭谦自卫，终无祸尤”；至于“谢西域之质”，则用光武中兴时“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的典故 。两者都是宋高宗把屈己求和说成“柔道所理”的自我辩解 。他最后腆颜声称：我这“中兴之主”比起夏少康中兴与周宣王中兴“犹有光焉” 。
经过近六年的政治整肃与舆情宣传，这次举子在答策时凡涉中兴语义都知趣地指向绍兴和议与绍兴体制 。高中状元的王佐热捧道：“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 。”他不仅把秦桧捧为“真儒”，更将绍兴中兴吹嘘得比光武中兴还了不起 。董徳元的答策认为：东晋与中唐的中兴，都“失于用兵故耳”，而光武中兴“固无如是之失也”，将宋高宗休兵求和以致中兴直接媲美光武中兴 。陈孺的策论也认为当下“中兴之盛”已超过光武中兴：
今日中兴之盛，以言乎内治，则大臣法，小臣亷，百姓遂其衣食，万物蒙其丰年 。以言乎外治，则讲信修睦，中外交欢，边鄙无虞，五兵不试 。东汉之事，未足慕也 。
而后的任务就是确保“边隙不生，远人益服”，全力维护“中兴之盛”（2553-2554页） 。
综观绍兴十八年的皇帝策问与士子策论，不难发现：策问虽仍装模作样地以光武中兴为效慕的标杆，士子策论却径直将宋高宗与绍兴体制的评价攀比或超越了光武中兴 。宋高宗与秦桧厉行打击迫害的高压政策，对试图入仕的举子们已显现其强大的震慑力，在这一中兴语境下，他们明白应该怎么顺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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