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体制下
中兴语义的蜕变轨迹：
以殿试策论为中心
绍兴和议体制确立了南北和局，却是以南宋彻底放弃中原为代价的 。这种时局能否称为“中兴之世”，且不说力主恢复的朝野异议者，即便一般官僚士大夫内心深处也未必真正认同 。宋高宗与秦桧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钦定“中兴”的内涵与外延，在垄断“中兴”话语权的前提下，巧妙引导与大力鼓吹“中兴”话题 。具体说来，在舆情宣传上，不仅要让朝野普遍接受“中兴之世”因绍兴和议而业已实现，而且要鼓动官民歌颂礼赞这一“中兴之世”，进而把宋高宗形塑涂饰成为“中兴之主” 。
于是，在诸多舆情场合，宋高宗对“中兴”内涵进行了煞费苦心的解释与宣传 。三年一次的殿试策问，既是皇帝向举子征询治国大计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政治舆情的主要风向标 。不妨仍就此入手作一番考察 。

文章插图
岳飞墓
绍兴十二年是绍兴和议确立后的首次科考，尽管此前数月的岳飞冤狱已令政治氛围肃杀凄戾，但质疑和约之声尚未销声匿迹 。面对这种态势，这年策问题在评价绍兴体制开局形势时还留有余地：
今朕祗承上帝，而宠绥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绍复之勋未集 。至德要道，圣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 。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势未行 。
从其承认“未著”“未集”“未得”“未行”云云，说明宋高宗其时尚未自信满满 。但接着策问就直斥那些异议言论：
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 。
最后，他告诫士子说：
子大夫所宜共忧也 。其何以助朕，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 。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
从要求举子们助其“振中兴之业”，透露出宋高宗还未公然宣称当下已完成了“中兴之业”，还有提振的必要 。
这年状元策作者是陈诚之，他一方面鼓吹绍兴和议是“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一方面建请高宗“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举子杨邦弼答策说：“陛下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 。”（2320-2321页）他把吹捧皇上与权相接榫“中兴之功”，也赢得了殿试第三的好名次 。总的说来，这年策问与策论中的“中兴”语境已向绍兴体制明显位移，但从振“中兴之业”、冀“中兴之功”的说辞，说明问策与答策都还未直接标榜“中兴之业”与“中兴之功”已然告成，宋高宗的自吹自擂与举子们的阿谀奉承还有所节制 。
绍兴体制确立的头两年里，非议之声仍未完全绝迹，整肃力度遂不断加码，不仅任何异议者都被迫噤声，胡铨、王庶与张九成等政敌也遭到更严酷的贬窜 。与此形成对照，受名位利禄诱引的阿谀之臣开始为“中兴圣业”唱起了赞歌 。绍兴十四年五月，诸王宫大小学教授葛立方竭力吹捧“中兴大业”史无其比：
陛下决?定计，成此中兴 。亲迎长乐之銮舆，坐息边陲之烽火，格天之业，夐无前比 。
他进而建议朝廷，纠察那些“怀奸”份子，严禁他们“动摇国是”，“煽惑士流”，非议“中兴”决策，应将他们“流之四裔，永为臣子不忠之戒” 。宋高宗下诏御史台“览察”（2436页） 。
自秦桧独相，台谏官都是其爪牙鹰犬 。一月之后，御史中丞詹大方上奏，先是歌颂高宗“作新庶政，光启中兴”；继而请求“明诏大臣，崇奖廉隅，退抑奸险”，确保“大小之臣，咸怀忠良，中兴之盛，可立而待”（2441页） 。宋高宗随即下诏，将这份公开号召整肃异己的奏议张榜朝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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