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旗在北京周边放肆抢掠、损坏，毁了不少王公大臣在郊区的产业，他们险些是天天上折子弹骇袁崇焕。这情形让天子也很尴尬啊。
四，袁崇焕在第一次平台召对时，显著说的是“五年复辽”，这实在相当于在崇祯眼前立下了“军令状”。而崇祯走后，袁崇焕又对忧郁自己的人说：“或允许以吧。我这样说只不外是为了抚慰抚慰陛下。”敢对天子乱说八道，这种将军结果可想而知。
若是不说“五年复辽”，而说“八年复辽”，甚至“十年复辽”，又有何妨？当天子上那时，他或许比听到“八年复辽”、“十年复辽”更以为难以接受——后者顶多也就是个能力问题，而前者则是“欺君妄上”，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
事实上，正由于有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答应，以是，崇祯对他全力支持，在这几年里，崇祯对弹骇袁崇焕的折子险些是“置若罔闻”，对辽饷更是绝不小气，有资料证实：在这几年里，国库银两大多充了辽饷。
五，袁崇焕私下和皇太极“媾和”。固然，我们暂且把这个明白为袁崇焕的一种战略思量，由于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用用“媾和”这样的战略也未尝不能，不能一概而论，周全否认。然则，正是在“媾和”时代，皇太极兵进朝鲜，使得朝鲜王国这个明王朝世代相依的盟友和臣藩一夜之间兵溃君逃，最终不得不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结为所谓的“兄弟之邦”，险些有掉过头来对于明王朝的意思了。而袁崇焕在此时代却只是在宁远城“修防设池”，强调“城防工势”的主要性，险些没对后金接纳任何军事行动。
伶俐的“媾和”，换来的应该是自己在战略上的有利职位，这位袁督师倒好，他和后金的“媾和”竟换来了皇太极在战略上的有利职位。显然，在这场“媾和”中，袁督师处在了一个相对“拙笨”的位置，可以说，毫无军事人人和卓越指挥员的风貌，既无制敌之奇策，也无攻伐之良谋。
我们知道，历史上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将领，如白起，如田单，如司马懿，如高仙芝，如史万岁，往往能够“游刃于战场之上，制权于方寸之间”，而在“后金平定朝鲜”的战争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袁崇焕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不仅是我们，或许也包罗了昔时那位崇祯天子。
我们现在的明清史家通常只能用“修筑城防，增强工势，修整士卒，准备粮草，争取时间”来注释袁崇焕昔时在那场战争中所做的这一切。换个位置想，若是你是崇祯天子，溘然听到“袁军未动一卒，后金平定朝鲜”的新闻，你又会作何感想？
六，抗旨开市卖粮给“蒙古”人。有学者凭证《国榷》等史籍以为，那时袁崇焕卖粮给所谓的“蒙古”人，实在就包罗了后金人。这些后金人是混在蒙昔人中来买粮的。而事实上，那时，蒙古早就和后金杀青了“战略同盟”，并结下了“后裔亲家”，孝庄太后就是不折不扣的蒙昔人；而自皇太极征林丹汗之后，除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之外，他的儿子额哲也归顺了后金，甚至连林丹汗的妻子都嫁给了皇太极。
最要害的是崇祯基本没赞成过袁崇焕“开市卖粮”，对于蒙古的所谓“缺粮”，那时崇祯照样对照宽仁的，他给袁崇焕的诏书明确写道：“按人数拯救”，并要求袁崇焕严酷盘问，“务不使粮食流入东夷（后金）”，否则“以通夷论处”。但袁崇焕似乎对明令没有太在意，仍然是“我开我卖”。那些粮食不知道流向何方。
事实上，那时的后金国由于接纳了血腥的种族政策，致使“壮丁锐减，人口外逃，田地荒芜，居无完室”——严重缺粮的正是后金。
试想，辽东士卒的大部门粮食都要从内地运去，袁崇焕竟然另有这么多的“余粮”拿出来卖。而且，三翻五次地果真抗旨不遵，崇祯不杀袁崇焕都对不起“天子”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