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海归教授朋友的论文 ， 被某期刊匿名评审通过一年有余了 ，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表 。 一位去年从英国回来的年轻教师 ， 说论文被某期刊评审通过两年了 ， 也还没有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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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 ， 令人感慨 。 将中英文期刊的审稿流程进行对比 ， 就能发现问题所在了 ， 也望能对国内期刊有所启发 。
英文期刊的分布也对国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笔者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科 ， 有些英文期刊接受本学科各方向的所有论文 ， 同时 ， 每个分支学科也都有专门的期刊 ， 比如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体研究、新闻与大众传播、公共关系学、修辞学、视觉传播、环境传播等都有各自的期刊 ， 而且办刊时间都很长了 。
反观国内 ， 新闻传播学科的十多家C刊里 ， 有一半是以“编辑”和“出版”命名的 ， 只有8家是刊名带“新闻”或“传播”的 。 分支学科的期刊要么没有 ， 要么刚建立起来 ， 还很不成熟 。 造成的后果 ， 是大量的论文集中投稿到几家期刊 ， 编辑部工作量大 ， 审稿周期拖延 ， 形成恶性循环 。 因此 ， 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C刊的数量 ， 特别是将分支学科的期刊纳入一部分进来 ， 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 。
归为C刊的各大学学报排资论辈现象严重 ， 基本上不接受讲师和博士生一作的论文 。 很多专业期刊也要求导师一作、学生二作 ， 或以这种潜规则决定稿件的取舍 。 各种以“省名＋社会科学”命名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 ， 由于专业性不明朗 ， 很多作者也不知该如何才能满足期刊的要求 ， 要在上面发表也往往要通过关系介绍 。
有些期刊为了增加引用量 ， 靠高昂的稿酬邀请一些领导和知名学者发表论文 ， 如新疆某C刊主编曾公开表示 ， 其刊物所发表的论文90%都来自约稿 。 这种做法虽然保住了期刊的引用量 ， 但不利于发掘和鼓励学术新人 。 文科英文学术期刊很少这样指定对象约稿 。 国内有些文科学者平均每年发表十多篇论文 ， 其中很多是约稿 ， 实际上很多论文是学生写的 ， 这些学者对论文贡献了多少 ， 要打很大一个问号 。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学者平均每年发表2-3篇期刊论文（偏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平均每年发表2.5－3篇左右 ， 偏人文质化研究的学者则是每年1.5－2篇左右） 。 随着资历加深 ， 他们发表的期刊论文往往减少 ， 去写专著或与一些有着共同兴趣的学者们编专题方面的书（一般是十几位学者各写一篇文章组成一本书） ， 这些专著和书籍对青年学者和硕、博学生的培养非常重要 ， 往往是博士生课程的必读材料 。 他们这样做的好处是 ， 在保持自身学术活跃度的同时 ， 把宝贵的期刊版面留给了中青年学者 。
这样一比较 ， 国内的问题就很明显了 ， 还处在拼数量的粗放式发展阶段 。 对国内的知名学者来说 ， 不是需要发多少论文 ， 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论文数量来证明自己了 ， 而是要做减法 ， 尽量少发论文 ， 尽量只做别人做不了的论文 。 如果知名学者带头这样 ， 国内学术界才会真正由注重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 ， 中青年学者也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发表 。 国内不合理的量化绩效考核制在其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 助长了浮躁之风 。
可见 ， 国内的期刊现状 ， 无论是审稿流程 ， 还是期刊的布局、C刊的数量、对作者顺序的要求 ， 以及喜欢大量约稿的做法 ， 都对年轻学者的成长非常不友好 ， 也不利于学术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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