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性别进步的科幻作品而言 ， 悲观的科幻作品总是展现出一定的批判立场；而积极的作品里 ， 如何借助科技的发展来确认女性文化的优越性、重塑女性经验 ， 实现颠覆父权的社会理想 ， 仍然是一个自我言说的、敞口的问题 。 正如《黑镜》、《西部世界》等一系列作品展示了经过资本社会吹鼓的科技拜物教如何异化人类的自我认知 ， 把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设置为未来发展的前提 ， 进而引发人际关系、道德伦理和社会文化的危机 ， 预兆着程序非正义的、盲目扩张的科技会蚕食人类的文明 。 这些幻想的世界虽远未到来 ， 但科技元素已经开始拓展技术的认识边界 。 在这些由想象力构造的、对整体时空加以虚拟重置的设定中 ， “恶托邦”的幻想场景是寓言 ， 或许也是预言 。 未来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类似的价值冲突与伦理困境 。 人们如何利用科技对道德、价值和禁忌之间的“协商”尝试 ， 在科技进步的同时调整伦理关系 ， 科学发展如何服务政治赋权和塑造善治的新型公民关系 ， 是一连串流动、协商甚至斗争的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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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伦理的性别失衡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女性 ， 但科学却无法做到真正的性别中立 。 尽管第一个话务员、第一个接线员、第一个执行计算者都是女性 ， 尽管第一部计算机的制造有女性的贡献、第一个程序员也是妇女 ， 但男性主义科学的性别化立场仍然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主流声音 ， 阳刚之气贯穿于技术发展的历史黑箱 。 1936年 ，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就断言：“科学不是没有性别的 。 科学是男人 ， 是父亲 。 ”在上世纪80年代末 ， 一群技术女性主义者涌现 ， 批判科学技术中的男性霸权思维和技术决定论 ， 提出了“技术能否给女性带来权力并且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科学辩题 。
在科学哲学价值观的辩论里 ， 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原则已经备受质疑 。 科学价值的构成背景、认知因素和社会差异与技术相互塑造 ， 挑战着单一认知的“技术决定论” 。 H. 朗基诺（Helen Longino）就认为 ， 人们通常所信守的各种社会规定或价值 ， 直接影响着科学证据的形成或科学评价标准的制定 。 这些社会规定或价值通常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 。 在科学发展、合法化合理化的进程中 ， 以男性为主的各种假设扮演了主导型的力量 ， 进而造成了一种不公 ， 也阻碍了科技发展服务共同利益形成“共善”的目标 。
桑德拉·哈丁（S. Harding）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社会进步也是妇女的进步吗? 这样的追问也不仅限于性别 ， 在种族、阶级等标准 ， 我们必然要经历这样的科学价值审问：哪种科学将最能改善其文化中最脆弱的群体的社会福利 ， 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优势群体？引入包括性别在内的多元价值观 ， 对探寻可供选择的科学假说和理论非常重要 。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们也力图在理论上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做法 ， 以便与其他学科方法相互渗透、融合 。
眼下技术进步与女性解放的关系虽然不至于正在完全经历“至暗时刻” ， 但也丝毫不容乐观 。 与哈拉维曾经寄予热情希望的赛博文化不同 ， 朱迪丝·斯奎尔斯（Judith. Squires）认为赛博空间会重现旧有的权力关系 ， 机器结合体会重现男性霸权气质 。 温迪·福克纳（Wendy Faulkner）认为技术压迫与性别压迫具有同构关系 ， 男性气概和技术之间具有持久的象征性联系 ， 技术实践中也有鲜明的性别分工 。 奥斯丁·史密斯（Austin-Smith, Brenda）认为 ， 信息传播伴随着权力交换 ， 网络空间存在着霸凌和性别歧视 ， “互联网是男权文化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