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 ， 谈论上述现象和性别问题不是为了陷入“技术恐惧论”的滑坡中 ， 也不想陷入未来学简单的乐观或悲观立场 。 技术的伦理和价值辩论也是为了让道德可以跟上科技发展的快速步伐 ， 发挥人对科技发展的建设性参与 。 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31日 ， 《南华早报》已经报道了中国科学家创造出人工智能保姆来照顾人造子宫中的婴儿 ， 这一进展就来自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 报道中的研究员认为 ， 人造子宫和AI代孕的技术已经不成问题 ， 但法律和道德挑战是这一技术能否普及的关键 。 这是解放女性生育 ， 缓解生产痛苦的“善”的技术吗？它又是否会带来人类的生物污染 ， 打开我们尚不知晓的生命潘多拉之盒？面对历史的未知 ， 我们如何平衡各方风险与效益？尤其是发生于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的科学事件里 ， 人类基因的编写成为科技异化人的“灾难事故” 。 当政治和资本利益驱动科技发展 ， 当伦理和道德技术决策的约束力极为有限时 ， 我们又如何避免亦步亦趋、事后诸葛亮的反思？
【后人类离性别平等有多远②：算法歧视与技术的性别失衡】毫无疑问 ， 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女性的历史命运、人口与生育控制 ， 以及人类的再生产方式都息息相关 。 现实的科技伦理抉择最终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选择 ， 反思、审视和约束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 ， 我们唯一可以预见的是 ，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生命科技等技术的伦理将长期保持“未完成的敞口” ， 而性别参与的价值辩论和科技的性别平等之路也未有尽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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