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女性的进步 。 隐藏与数据和算法中的歧视、欲望和利益驱动的科技幻想和男性主导的科学标准 ， 正在阻碍“共善”的技术发展 。
从青铜铁器到人工智能 ， 技术的发展对性别平等有着深刻的影响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论述了氏族部落时期 ， 农业生产技术中织布技术和金属加工是如何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角色 ， 导致丈夫在家庭生产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 。 生产材料的进步不但改进了劳动技术 ， 对劳动力需求成为对“奴隶”的需求 。 在复杂的社会链条反应和综合因素的影响下 ， 技术进步使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阶级 ， 并且带来家庭的革命 ， “青铜铁剑”倾覆了氏族部落的母权制并且实行父权制——“导致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失败” 。
回顾技术与女性的互动史 ， 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女性的进步 。 而在我们当下的历史阶段 ，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又再次展示出某种“颠覆性”的潜力 。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随着人工智能深蓝（Deep Blue）、沃特森（Watson）、阿尔法狗（Alpha Go）在国际象棋、智力问答和围棋领域中战胜人类 ， 人工智能所加持的各类生活助手如微软小冰、亚马逊Alexa、苹果Siri等应用已经步入了人类日常生活 。 另一方面 ， 人造肢体、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辅助生殖、体外生殖技术等生物技术革命经历各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 已经让人走向和机器融合的新兴生命体的“后人类” 。 正如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形影不离的“社会性器官” ， 人与人造物愈发紧密地结合 ， 科技产品和新型媒介不但改变、塑造我们的心灵和意志 ， 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也带来深刻的影响 。 未来已经到来 。
人工智能、虚拟数字等新技术将要如何影响性别平等的发展 ， 仍然是极富争议的社会话题 。 一方面 ， 网络和新媒介为女性提供共同行动和诉求的新空间 ， 技术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赋权女性的潜能 。 “人造子宫”等生育解放的畅想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 另一方面 ， 技术的性别化造成了各种新形式的性别歧视 ， 性别数字鸿沟强化了两性的社会差异 。 当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虚拟仿真的技术不断进化发展 ， 也带来了社会认知和文化的变迁 。 科学技术是会帮助我们实现性别平等还是会强化放大不平等这一“技术与性别”的经典争鸣依然在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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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四医大唐都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培养箱就像人造子宫 ， 里面存放着精子、卵子 。
就目前来看 ，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质 ， 科技介入社会资源分配时也进一步放大了马太效应 。 人工智能的发展中 ， 算法和数据构成的社会物理学正通过社会表征的数字化构成“社会之镜” ， “现实挖掘”（reality mining）不但映照出原本就存在于当下社会的性别不公；“算法分格”中男女有别的区分也把性别议题转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算术政治 ， 强化了性别歧视等价值冲突 。 在虚拟、智能、数字化的“赛博美丽新世界” ， 科幻和文学的畅想也折射出人类的性别欲望和两性危机的隐忧 。 我们需要用性别平等的尺度来衡量科学标准 ， 用性别的角度重启对科学价值的审视 ， 推动科技伦理规范与治理 ， 以借助科学技术实现更平等的世界 。
算法歧视与技术的性别政治
数据是社会的产物 ， 算法是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的延伸 。 从算法的诞生之日起 ， 它就并非中立之物 。 算法歧视（Algorithmic Bias）指的是人工智能算法在收集、分类、生成和解释数据时产生的与人类相同的偏见与歧视 ， 包括且不限于种族、性别、年龄、就业、弱势群体歧视等现象 ， 更在消费和行为分类上表现出区别对待 。 因为其普遍性、隐匿性和难以纠正的特点 ， 算法歧视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的顽疾 。 从现有产业、商业研发的现实角度而言 ， 人工智能的软硬件生产仍然服从于现有的社会秩序 ， 几乎复制甚至强化了人类社会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