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源建设 。没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会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再漂亮的服务口号和措施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文献的采访工作中，一般图书的采购通常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有了经费，依照“三目”画钩选书即是 。可是，历史文献的采购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很多时候还是可遇不可求 。因此，访书特别重要，一个馆长如果不懂得访书，那么这样的馆长基本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采访采访，既要采更要有访，只采不访，要想做好文献资源建设简直是痴心妄想 。因此，我始终认为：采购图书是采编部的事，访求图书是馆长的事 。
一个好的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好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必然要有深厚的文献积累，可以说，历史文献的积累有多厚，学术资源的平台就有多高，学校文化的底蕴就有多深 。因此，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历史文献的收集，通过募集、捐赠和采购，先后建立了多个系列的学术文化专藏：
一是学术大师专藏 。起初，图书馆仅有陈寅恪教授藏书一个专藏，后来陆续增加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书、梁方仲教授藏书、戴镏龄教授藏书、金应熙教授藏书、李新魁教授藏书、安志敏先生藏书、端木正教授藏书、叶汝贤教授藏书、吴宏聪教授藏书、李锦全教授藏书等，累计访求个人捐赠藏书超过20万册（件） 。
二是民间历史文献 。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固然重要，但大多数是传世的文献资料，与殷墟甲骨、吐鲁番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一手学术资料相比较，往往相形见绌 。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手资料的占有 。徽州文书号称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秦汉简策和内阁档案之后20世纪中国文献的第五大发现，其国内最早研究者为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向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重点，徽州文书的收集自然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之一 。近十年来我和同事经常深入黄山市搜求，已累计购买徽州文书39万余册（件），约占全球已知徽州文书收藏总量的三分之一 。贵州水族的水书亦是中山大学教授在抗战西迁云南时所发现并最早开展研究的，学校人类学系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设有“水书研究基地”，我亦曾深入黔南，累计从民间收购水书1000余册，我馆成为贵州以外水书收藏较多的单位之一 。此外，侨批是广东的地方特色民间文献和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图书馆亦购买过数千件 。
三是外文文献特藏 。中国图书馆界的外文文献收藏向来稀少，有外文古籍特藏的图书馆更是凤毛麟角，这乃是中国图书馆与欧美图书馆的重大差别之一，也是中国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缺乏多样性和国际性的表现 。每次造访欧美图书馆，看到琳琅满目的珍贵中华古籍特藏，我就会幻想有朝一日中国的图书馆也能有大量的外国古籍特藏 。为此，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建立起了中山大学的外文文献特藏，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整体捐赠的喜乐斯藏书（约15万册19—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图书）、美国友人捐赠的陈纶绪藏书（约3万册10多种外文的明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美国加州大学捐赠的UCLA藏书（约10万册英文图书），通过专项经费从奥地利采购的马恩列斯毛和孙中山手稿特藏（20余件）、从美国采购的埃塞俄比亚古抄本（110余卷册18—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古文字手抄羊皮书卷）、从英国采购的英国文学专藏（可能是亚洲最好的英国文学专藏），以及从美国采购的西文、印刷史和图书史特藏（约5000册欧洲多文种图书，其中包含近10种16—18世纪古本）等，累计30多万册（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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