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花学苑风水好吗( 六 )

第二个是古籍书志编纂阶段。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展书志的编纂，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和《〈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书志的撰写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料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其难度绝不亚于学术论文的撰写，一篇好书志丝毫不逊色于一篇优秀论文。特藏部同仁近十年来一直坚持撰写书志，学术功力日益见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古籍整理本领。当时作为馆长，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从来没有口头表扬过他们，因为我一直认为表扬一个人会得罪一批人，而批评一个人也就得罪一个人而已。现在我不做馆长了，我不能再三缄其口，可以实话实说：以特藏部主任王蕾博士为首的特藏部同仁，陈莉博士、蒋文仙博士、丁春华博士、李福标博士、肖卓硕士、李卓硕士、谢小燕硕士等在古籍编目和碑帖整理上的学术水准已经相当高超，远远超出同龄人，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国内一流的古籍整理专家。
第三个是版刻图录编纂阶段。2014年初沈津先生向我提出编纂《清代版刻图录》的建议，我欣然同意，并希望以《中国版刻图录·初编》为圭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经过四年多的时光，特藏部同仁王蕾、倪莉、肖卓、陈莉、李福标、丁春华、蒋文仙、李卓、张红、凌菲霞等共同完成了《清代版刻图录·初编》的编纂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喜可贺！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从近40万册线装古籍中遴选具有明确刊刻年代和刊刻者的清代刻本1798种、活字本14种、朱印本11种、套印本3种，共计1826种；包含经（272种）、史（490种）、子（324种）、集（633种）、丛（107种）五大部类古籍，涵盖康熙（4种）、雍正（3种）、乾隆（81种）、嘉庆（133种）、道光（267种）、咸丰（109种）、同治（283种）、光绪（910种）、宣统（36种）九朝刻版。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扉页、牌记书影2至8幅，共收录书影4994幅，并配以文字说明，记述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内容，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术价值的清代版刻学术成果。
明代以来，佞宋之风有增无减，非宋元旧椠不足以夸耀。民国以来有关善本的时间范围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后移的态势，下限从乾隆以前延伸到1912年以前已被大多数接受，最近又有延伸到1949年以前之议，这是古籍保护观念的进步，但仍然没有跳出佞宋的窠臼。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向为学人看重，可是大家时常罔顾了一个基本史实，当年范氏家族并非以收藏宋元旧椠为重，而是大量购买“当代书籍” 。这些“当代书籍”数百年之后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善本。图书具有历史、学术和文化三重价值，善本的界定理应三者结合，不可仅以历史价值为重，而忽略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要以历史价值为重，也必须以图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否留下刻痕印记为准，而不在于时间的远近。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金的《家》《春》《秋》初版就应该列为善本，即使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初版现在也应该以善本视之，不可以等到一两百年以后再将其列入善本范围，这不是文献保护和保存应有的观念。
在特藏部同仁确定编纂《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后，我时常听到外人的一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有的国家级古籍出版机构的编辑也不以为然，认识不到《清代版刻图录》的价值，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清代是我国版刻图书的集大成时代，也是存世古籍最多的时代，犹如一座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跨不过也绕不过，不能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其他，只能直接面对；又犹如一座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能舍近求远或者舍本求末，守着金山银山去讨饭吃，只能不断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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