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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常委程焕文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和特藏工作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巍巍然蔚为南国历史文献收藏、整理、保护和研究之重镇，令海内外瞩目和羡慕。回顾近二十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与特藏工作，有艰难困苦，更有美好记忆，的确有许多值得书写之处。
1998年，学校任命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恰逢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入热潮时期，中国四大骨干网之一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正在全面铺开建设，标志着中国高校图书馆迈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刚刚启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数字图书馆的美好憧憬之中。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全面巡查图书馆，每个旮旯都不放过，感受最深的不是图书馆在自动化和网络化方面与时代发展有多大差距，而是馆舍条件过于简陋，所有书库都没有空调设备，藏书长期处在自然状态下，一年四季任凭气温变化潮气侵袭，老化、霉变和虫害十分严重，全馆仅有的几台单体空调机装在了电脑机房，机器比人和书更重要、更需要空调的情形深深地触痛了我这个爱书者。在巡查民国书库时，看到大量泛黄的书籍报刊已经脆化，不能触碰，令人惊心动魄；眼见大量古籍被虫蛀得像筛子一样，又因长期遭受潮气侵袭而粘连以致难以揭开，我心如刀绞；特别是在巡查善本书库时，看到 1927年顾颉刚先生从江浙采购的 3万多件碑帖拓片堆放在几个大书柜内，70年来无人整理，还有半书柜的碑帖拓片因为在抗战迁徙各地途中被雨淋过后早已霉变板结，成为一块又一块难以揭开的黑砖头，伤心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深感愧对先人，愧对历史，愧对文化！如果再不有所作为，那么，作为一馆之长，我不仅对不起前人，而且也对不起后人。一种油然而生的历史责任感腾然升起，由此开启了我二十年来始终把古籍工作作为图书馆工作重中之重的历程。
那时，各高校的经费普遍拮据，一个学校的年度经费预算达到两个亿就很不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原有的年度经费预算不过 150万人民币，因为我起初不乐意接受学校的馆长任命，在我接受任命后，学校为了安抚我，在学校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将图书馆的年度经费预算增加到了 350万元。但是，即使如此，图书馆的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只能维持教学所需文献的采购，根本无法再有所作为。我似乎又陷入了与各位前任馆长一样想作为而无法作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之中。好在我出任图书馆馆长时年仅 37岁，血气正旺，“匪”气十足，想做点事就一定会想办法做成，否则不会死心。
2000年，在美国岭南基金会主席牟锐（Douglas P. Murray）博士率董事会成员来中山大学例行访问时，我几乎是声泪俱下地陈述抢救和整理馆藏碑帖拓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用个人的历史情感和文化情怀深深地打动了基金会的各位董事。于是，美国岭南基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捐款15万美元支持图书馆的碑帖拓片抢救与整理工作计划。那时，一美元可兑换八块多人民币，解付兑换后我获得了100多万人民币的专项经费支持，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大致相当于图书馆一年经费预算的一半。有了这笔美国捐赠款，我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事实上，这笔捐赠款在近二十年间一直发挥着“种子”基金的作用，不少人认为我很有气魄，敢于高薪聘请已退休的校外专家到校任职，其实是这笔“活钱”在帮我壮胆和撑腰，后来又通过其他渠道不断往这个经费池灌水，涓涓细流迄今尚未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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