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碑帖字画器物 。近二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一批碑帖字画器物，包括邹永、邹芳、邹达捐赠邹鲁校长与夫人赵淑嘉信札字画（约500件），黄海章教授捐赠书画扇面（约300件明清和民国书画扇面），商承祚教授捐赠个人印章（约250方）和甲骨、青铜器、古墨、古纸等文物（约100件），购买画家曹赞创作的中山大学历史油画（文明路校园、石牌校园、抗战时期迁徙澄江坪石三个系列约200幅），与丹霞山管委会合作捶拓丹霞山石刻拓片（近500件）等 。
五是石刻造像墓碑 。我通过挖掘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的墓碑线索，从康乐校园废弃的旧构筑物内发现和收回了20世纪30年代学校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在“文革”时期封存其后一直无人知晓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石刻、墓碑和佛教造像近20件 。
二十年间，在我的馆长任期内，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增加了100多万册件，可以称得上是无法复制的奇迹，我倍感自豪 。这些学术文化专藏的建设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构筑了深厚宽广的学术资源平台，在未来将持续嘉惠学人，福泽学林 。
得人才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工作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图书馆古籍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 。在我接任图书馆馆长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正处于严重不足的时候，颇有几分老牛拉破车的味道，工作毫无生气，远远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非常措施，全面建设古籍工作人才队伍 。
一是高薪外聘资深古籍专家 。自2002年起开始在国内外寻访退休的古籍专家，先后聘请辽宁省图书馆古籍编目专家韩锡铎先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士、故宫博物院碑帖鉴定专家施安昌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整理专家沈津先生等陆续到馆任职，短者任职三五年，长者任职十余年，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一代新人 。
二是大力招聘博硕士毕业生 。1998年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全馆只有两位硕士毕业生，一位在采编部，一位在参考咨询部，本科毕业生只一二十个，大多为专科生和工人，古籍部的人员学历结构自不待言 。通过与学校多方沟通，陆续招聘了一批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包括陈莉博士、倪莉博士、王蕾博士、李福标博士、蒋文仙博士、丁春华博士、张琦博士、肖卓硕士、张梅芳硕士、李卓硕士、谢小燕硕士、韩宇硕士等，从事古籍碑帖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建立了一支三十余人的古籍整理与服务青年专业人才队伍 。与此同时，于2001年派遣副馆长林明博士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of Texas at Austin）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访问进修一年，为组建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做前期准备 。在特聘专家潘美娣女士到职后，从馆内抽调肖晓梅等馆员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从社会招聘字画修复师李景文入职，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古籍修复专业招聘中专毕业生若干名，组建了最初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 。在过去的古籍修复圈内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古籍修复留不住高学历的人才，因此在选才时眼光时常向下，认为学历低点的人员更稳定更可靠，因此导致古籍修复人才的学历相对较低 。
我虽然能够以一己之力撬动学校的权力资源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招聘一批低学历的古籍修复人才，但是，学校的人事制度摆在那里，工资水准和职务晋升同样障碍重重，总是突破人事制度的规定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大学有大学的规矩，不能天天不按常理出牌 。于是，我决意动员有文史背景的高学历馆员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其后张珊珊硕士、邱蔚晴硕士等陆续加入古籍修复人才团队，这大概也开创了我国图书馆界硕士毕业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先例 。如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具备博士、硕士、学士等多个学历层次，具有从事古籍修复、古籍修复技复传承和文献保护保存研究与教学的能力，前途光明而远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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