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生论坛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自2012年起，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每两年主办一次“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广邀世界各国中文古籍整理专家和民间古籍收藏专家开展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与研究，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成为颇有学术声望的学术交流品牌和凝聚全球古籍学术研究力量的中心之一 。2016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主办“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古籍修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西文献的保护与修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学术影响 。另外，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自2012年起每年主办的“古籍修复华南论坛”，迄今已主办16届 。
令人欣慰和骄傲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青年才俊在近十年内相继主持和完成了2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广州市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有效地将工作成果转化成为学术成果，有力地提高了图书馆的学术地位 。
因为具备这些优良的学术基础与条件，2017年我牵头整合中山大学图书馆和资讯管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学校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形成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三足鼎立、共襄中华古籍保护盛举的局面 。
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学术成果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对特藏部同仁的希冀与要求 。近二十年来，他们深得其要，在古籍工作和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
在书目编纂上，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蕾主编《〈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书目，成为新世纪古籍编目的典范 。
在整理出版上，合作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包括：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合作耗时十年编纂完成520册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5年，收录清以前历史文献4000余种），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耗时十年之久编纂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400册的《清代稿钞本》（1—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7年）和100册的《民国稿钞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2018年），20册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5册的《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传之海内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 。此外，尚有若干部有关馆藏碑帖的著作已经杀青，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版问世 。

文章插图
如今，特藏部同仁的新成果《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即将出版，令人欣慰！虽然我不再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特藏部的同仁们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仍然邀我为《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作序，我自然乐意为之 。
近二十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古籍编目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连续跨上了三级台阶 。
第一个是古籍善本书目编纂阶段 。在韩锡铎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的同仁花数年之力以四库法为基础完成了近40万册线装古籍的编目工作，第一次摸清了家底，实现了线装古籍的固定排架，既便于检索利用，又便于财产清点 。在此基础上，韩锡铎先生建议编纂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我自然大力支持，乐见其成 。这部馆藏善本书目的出版亦是韩锡铎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竭诚服务的最好见证 。韩锡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辽宁以后，沈津先生到职，提议增订馆藏善本书目 。于是，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以原有善本书目为基础，增添新购善本和重新提取的善本，编纂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 。古籍编目既是个复杂的学术活儿，同时也是个枯燥的体力活儿 。大凡想在古籍整理上有所作为者，不经历长久的古籍编目训练均难以成大器 。特藏部的这批青年博硕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从20多岁进入特藏部从事编目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把如花似玉的美好青春和学识才华献给了宝贵的古籍整理事业 。如今她们大多也不过30多岁，能够有此经历，有此积累，有此成就，的确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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