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学什么( 二 )


与此相反,郭清水(Cheng-ChweeKuik)和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对冲在亚太地区国家的治国方略中十分普遍,小国通过对冲避免了选边站,而选择更加务实、可叠加的、灵活的结盟 。
约翰·乔西亚里(John D. Ciorciari)和容根·哈克(Jurgen Haacke)发现,对冲具有多种功能,包括一种混合策略、一种保险策略、一种结盟形式,以及对国内压力或经济不安全的反应 。他们重新强化了一个概念,即对冲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风险管理策略”,而“平衡”和“追随”是指对被视为构成安全威胁的行为体作出反应的安全战略 。
而本文认为把对冲作为一种连贯战略的主流理解歪曲了较小国家或中等强国制定外交政策的特征 。作者认为在古典现实主义行为的历史背景下,对冲更具意义 。在此背景下,谨慎的做法、合理的理由,以及由审议和陈述的艺术为基础提出的建议,在各国尤其是中等强国的外交和治国方略中占优势 。
理性对冲与东南亚总体战略的缺失
上一节已经表明,对冲通常被理解为是战略性的,合理调整从系统或区域角度看似乎是不稳定不连贯的一系列行动,以维持现状 。但在东南亚的国际政治中,国家战略或地区战略意图似乎是有些模糊的 。东南亚国家采取的外交政策立场时而反复无常,时而谨慎 。甚至执政党在国内的布局或国家元首的更替对决策的影响往往比对安全风险的战略管理更为重要 。因此,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概念界定,而在于认识论 。即当前研究将东南亚的对冲行为置于结构性功能主义或风险管理范式中,而这误解了该地区小国外交的历史偶然性特征 。
1.对冲与大战略的缺失
东南亚国家近期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一系列矛盾行为的研究案例,这些行为只能被称为对特定和单独挑战的回应,但缺乏任何的总体战略设计 。最典型的案例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模棱两可”的决定,2016年上台时,他推翻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中国对南海的扩张性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甚至欲与美国盟友解绑 。而6个月后杜特尔特表示支持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并重申对美国的盟友承诺 。2020年2月,杜特尔特向美国表示,将结束保障美军永久驻扎的《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的立场再次发生了变化 。然而同年6月,菲外交部长宣布该决定将暂停6个月 。随着杜特尔特的政策愈加难以预测,美国和中国均开始对其疏远 。无论如何,这并非一个较小国家在战略上选边站的例子 。
与之类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2016年后对西方批评其政府国内政治行为的回应,都是先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然后再试图削弱中国的经济和地区影响力 。
案例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实践不同于主流模式,并非假定经理性计算的政策是符合总体战略逻辑的 。下一节将阐述该地区的外交政策精英是如何看待对冲,并非如主流观点的假设,以可预测的理性工具术语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针对不可预测的情况和事件的一种偶然调整 。
2.对冲和小国外交政策理念
新加坡学者型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认为对冲是一种通过“尽可能地保留自主权”“利用大国竞争来推进本国利益”的“战略” 。在他看来,较小的国家不会以系统或结构上可预测的方式行事,而是以战术的方式使其外交政策适应特殊和偶发情况 。
同样的理念支撑着印尼传统的外交政策——自由且积极 。正如印尼前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所解释的那样,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独立决策能力的基础上,因此能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建立志同道合的联盟 。同样,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建议在与大国交往时不宜有固定的战略,小国更应谨慎行事 。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