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果是通过一系列外包实现的 。 以邵新银为例 ， 首先 ， 饿了么将配送业务外包给了迪亚斯公司 ， 而后 ， 根据迪亚斯公司在重庆法庭上的说法 ， 这项业务随即外包给了太昌公司 ， 即邵新银实质上可能是在为太昌公司工作 。 与此同时 ， 迪亚斯公司、太昌公司以及两家其他公司都曾为他发放工资或缴纳个税 。
【漫长的诉讼与拿不到的赔偿 骑手为谁打工】通过外包的操作 ， 饿了么成功地在法律上与邵新银无关了 。 可在事实层面上 ， 仍然是饿了么在遥控数以百万计的骑手奔波在大街小巷 ， 制定有关考勤、工资的规则 。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采访的多名律师均表示 ， 这样的操作是合法的 ， 且并不罕见 。 例如 ， 很多企业都会将食堂、保洁、安保等工作外包给专门的公司或机构 ， 他们也的确更擅长、并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这些工作 。
饿了么与美团并非从一开始就使用外包的模式 。 事实上 ， 在2015年年底前 ， 饿了么与美团大都直接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 直接向他们发放工资 ， 为他们缴纳社保 。 他们甚至免费提供电动车、衣服、帽子等装备 ， 一些情况下还在骑手工伤期间照常发放工资 。 之后 ， 出于降低人力成本等考量 ， 他们将麾下的骑手尽数外包 。
在致诚的主任佟丽华看来 ，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 ， 目的就是撇清自己的责任 ， 这样未来出现纠纷、意外伤害等问题时 ， 他们便无须为骑手负责 。 从此 ， 骑手不再是公司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 ， 这符合当前很多互联网公司“讲究轻资产 ， 追求高毛利、边际效应”运作的逻辑 ， 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
为外卖平台提供灵活用工服务的企业也越做越大 ， 其中的佼佼者趣活于2020年在美国上市 ， 有人评价其为“中国最大包工头”“外卖巨头的影子” 。 趣活在其招股书中披露了一个数据 ， 它为外卖平台的每一单外卖节约了40%的运营成本 。
“之所以说是精心设计 ， 是因为他们不仅达到了目的 ， 而且在现行法律体系下 ， 我们挑不出一点毛病 。 ”佟丽华解释道 。 “相当于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 这种模式对外卖平台有百利而无一弊 ， 但对骑手而言 ， 其权益保障却正在悄悄地、大幅度减弱 。 ”
抛开动机 ， 外卖公司的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也加大了骑手的维权难度 。 当意外发生 ， 骑手面对的是一长串公司 ， 该与哪一个进行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不再像2016年以前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
漫长的诉讼与拿不到的赔偿
骑手遭遇意外的频率有多高？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权威数据 。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公布的数据 ， 2017年上半年 ， 涉及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 ， 全年饿了么与美团有3名骑手因此死亡 。 饿了么与美团公开的数据显示 ， 在上海工作的骑手约占全国骑手总数的6% ， 也就是说 ， 当年全国可能有至少50名骑手死于交通事故 ， 发生伤亡道路交通事故超过2500起 。 这还是4年前的数据 ， 这4年里 ， 全国全年外卖总体订单量已经从约70亿单增长至约170亿单 。
最初负责邵新银案子的律师张志友告诉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 作为律师 ， 他和其他同事都很难判断邵新银的劳动关系属于哪家公司 ， 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在劳动仲裁时一个一个试 。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劳动仲裁的流程与诉讼很接近 ， 需要提交材料 ， 等待开庭 ， 也有一审、二审 。 张志友告诉采访人员 ， 顺利的话 ， 劳动仲裁要经历数月 。 企业即使在劳动仲裁中败诉 ， 也能继续去法院起诉 。 这还只是尝试与某一家企业拉锯的过程 。 如果涉及的公司多 ， 整个流程走完所需的时间是数年 ， 对骑手来说费时、费力、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