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至下从右往左 ， 数千年来汉字为什么这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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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良渚黑陶贯耳壶；右图为龙虬刻文陶片 。

　　汉字最初的行款应该是自由的 ， 字序、行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 目前出土的大量疑似文字的行款方式 ， 如江苏吴县澄湖良渚古井出土的黑陶贯耳壶 ， 腹部的4个字呈横斜状排列；而江苏高邮龙虬发现的刻文陶片 ， 可以分为两组 ， 4个字的那组应是竖排 。

　　不过 ， 这种自由式的行款在面临字数增多 ， 或是有其他更高功能需求的记录时 ， 不足就非常明显 ， 新型的行款必然出现 。

　　字序为什么从上至下

　　对新行款真正起关键作用的 ， 应是新需求 。 根据早期汉字的应用情况 ， 我们不难猜测 ， 它就是甲骨文占卜、竹简记录等活动 。 所以 ， 能对行款样式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和竹简本身 ， 二是活动性质的影响 。

　　第一个方面的甲骨常被略去 ， 因为甲骨本身对字序、行序没有多少约束；而竹简常受关注 ， 学者们常从持简习惯、书写习惯等方面入手 ， 认定竹简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 然而 ， 对于自上而下的字序 ， 尤其是单简书写时 ， 无论是“方便说” ， 或是“持简习惯说” ， 都略显牵强 。

　　“方便说”认为 ， 汉字字形便于竖写 ， 所用的竹简宜于竖写 ， 这是汉字书写的决定性条件 。 但事实上 ， 尚没有真正讲究书写顺序的初期汉字 ， 是无所谓竖写横写的 ， 这时候的书写是为字形服务 ， 而非字形为书写服务 。 而就竹简而言 ， 客观上也没有明确的适宜横写或竖写 ， 同样构不成竖写字序的决定性因素 。

　　“持简习惯说”认为 ， 古人应是席地而坐 ， 左手持简 ， 置于胸前 ， 右手执笔而书 ， 正是持简的习惯性动作决定了字序的下行 。 这个说法的前提条件是古人必须有竖向持简的习惯 ， 而这其实是很难确定的 。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 ， 不是别的 ， 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 ”比如 ， 甲骨是种不易写也不易刻的“不方便”材料 ， 却被选为早期一个重要的书写载体 ， 可见古人有时候对书写的目的更为重视 ， 方便性反而是其次的 。

　　这样 ， 就剩下第二点 ， 即活动本身 。 毫无疑问 ， 甲骨占卜活动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 它具有两个先天优势 。

　　首先 ， 地位优势 。 “生民之初 ， 必方士为政” ， 当时以卜问吉凶、占福祸、决犹豫、定嫌疑 ， 无论政治还是生活 ， 占卜可以用来指导一切活动 ， 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 其次 ， 亲缘优势 。 很多学者认为 ， 汉字的诞生与巫及其活动有密切关联 。 那么 ， 汉字应用相关规则的制定 ， 很大程度上会遵循巫相关活动的需求 ， 而甲骨占卜是先民最重要的巫术活动之一 。

　　如此种种 ， 我们不难发现甲骨占卜活动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的关键性作用 。

　　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内容来看 ， 它绝大部分是占卜的结果 ， 即神意由甲骨兆相表达出来的文字呈现 ， 是一种来自神灵的从天而降的“天垂象”式的昭示 。 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 ， 从形式上正好吻合这个特点 。

　　对于这种“天垂象”式的自上而下 ， 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个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