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 骨板上多个段落阅读次序的设定 。 一个完整骨板上 ， 如有若干段卜辞 ， 那么这些段落的阅读是自下而上的 ， 就是从下一段开始 ， 按照次序逐段上读 。 这正好切合处于下方的占卜者先问问题 ， 然后逐步往上 ， 高居在上的神灵给予昭示的过程 ， 也与占卜活动的性质相契合 。

　　其二 ， 古代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写照 。 如良渚文化中祭祀所用的琮 ， 它外方内圆 ， 竖立时就把方圆串起来 ， 也就是贯通地和天 。 古代类似这种样式的祭祀用品 ， 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 ， 如广东东南端的海丰县 ， 曾发现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 。 可见 ， 天地贯通应是先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共同观念 ， 汉字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设定 ， 不也正是这种天地上下贯通观念的直观反应吗？

　　其三 ， 对应“上达”“下传”方式 。 古代常用火烟作为祭祀“上达”的媒介 ， 它是自下而上；那么表示“下传”内容的神昭示文字 ， 自然就是自上而下了 。

　　行序为什么从右往左

　　甲骨占卜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款自上而下的字序 ， 行序呢？

　　从甲骨材料出发 ， 它通常可以分为几个对称区域 ， 为此我们常看到为对称之美而设定的“下行而左”和“下行而右”两种方式 ， 也就是说 ， 行序是自由的 ， 可见后来行款常单一地以“下行而左” ， 即行序“从右至左”为主 ， 决定性因素不在甲骨 。

　　那是不是竹简呢？目前我们尚未见到与甲骨文同时期的竹简实物出土 ，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竹简在行款基本样式确立中所起的作用 。

　　著名汉学家吉德炜曾提出“贞人备忘笔记”的说法 ， 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 ， 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 ， 等占卜应验后 ， 根据记录再契刻甲骨 。 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笔记” ， 那么采用的书写工具可能有甲骨、竹简或帛书 。 而根据占卜活动的频繁和竹简的相对易写易得 ， 竹简应是最常用的工具 。

　　作为辅助的竹简 ， 将自上而下的字序固定化 ， 而行序相对灵活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字序的恒定带来持简方式的固定化 ， 最终促使竹简开发出最适用自身情况的行序 。 当然 ， 如果吉德炜所猜测的“笔记”并不存在 ， 根据甲骨占卜活动所具备的天然优势 ， 处于“劣势”的竹简应该是这样的状态——虽然不具备决定字序的机会 ， 但还是拥有决定行序的“权力” 。

　　对于竹简 ， 无论是先写后编成册 ， 或是先编成册再书写 ， 从右至左都是比较方便的 ， 对此 ， 不少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证 ， 下面简单列举其中代表性的一二 。

　　对于先写后编成册的情况 ， 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提到：左手持简、右手书写 ， 便于写好的简策按顺序置于右侧 ， 由远而近 ， 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 劳榦先生在此书《后序》中进一步详解：左手书写 ， 所有空简放左边 ， 写好依据顺序放右边 ， 形成自右向左的顺序 ， 最后装订就据此而来 。

　　对于先编后写的情况 ， 王凤阳先生认为：“原因之一是习惯势力的作用；原因之二还是书写上的方便 。 ”“从右边写起可以边写边把卷着的简摊开 ， 非常自然 。 如果从左边写起 ， 腕下垫起大卷的竹简 ， 写起来十分碍事 ， 将编简摊开 ， 移动起来也十分麻烦 。 ”

　　据此 ， 我们发现从右至左的行序应是来自竹简书写的作用 。

　　通过甲骨占卜活动和竹简的配合 ， 甲骨文和竹简都形成了各自的行款定式：甲骨行款——卜辞类字序自上而下 ， 行序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 ， 非卜辞类字序一样 ， 行序除了虎骨刻辞外 ， 基本采用从右至左；竹简行款——字序自上而下 ， 行序从右至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