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丹青到水墨的演变
由丹青到水墨的历史沿革，一是经历了由绘画物质材料的变化，引起绘画作用的变化过程，二是文化的形态发生了分化，艺术趣味等自主的自觉的精神性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 。在此，我不是讲丹青阶段的中国画没有精神性因素的作用，水墨阶段亦非无物质因素的作用，而是说，当物质材料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必然为从事绘画者提供许多便利因素，也为绘画之变化和发展的选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并促进了绘画样式的不断更新 。在众多的样式更新中，人们总是选择和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艺术表现需求和欣赏需求相和合的样式或种类，在人力和物力的资源亦不免向之倾斜 。中国画在先秦两汉及魏晋聚焦于丹青绘画，而在唐代却完成了由丹青向水墨的蜕变，不仅只是文化思想发展所予之带来的推动作用，也与绘画物质材料的累积变化有关 。可以说，仅有唐代丹青绘画的极致化并不一定导向水墨的产生，而是唐代绢帛制造技术与前代的不同，为水墨绘画的表现创造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加之其他的因素，如丹青绘画中积累得极为丰富的笔法和形式经验等，才可能引发其相关的诸种变革 。
重要的是精神性的因素既是变革的直接驱动力，又是一个储存变革成果的容器，如果没有中国人内心世界的由外向渐变为内向的变化，水墨画的发生将缺乏必要的心理接受准备，由丹青到水墨的样式和精神的转变也不可能持续下来，并沉淀为一种新的绘画传统 。不过，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精神性因素在许多时候滞后于物质性因素，由丹青到水墨的样式的历史衍生和转变，此过程中精神的作用发生无疑要滞后一些，即在积累的初级阶段，精神性因素的成型过程要落后于物质性因素,而一旦成型之后，它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又长于物质性因素 。物质性的类型变易相对容易，而精神性的异质变化，则需要着重大事件的触发以及长期渐进蜕化的过程 。从精神性上讲，中国哲学思想的成熟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但其精神真正贯注到文学艺术领域的时间，并非如我们想象的及其当时 。这并不是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学艺术没有对应的中国哲学精神，而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由道达器”的过程，并且“器”之层面的容纳性—即文学艺术在语言表现能力、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塑造上，必须达到高度成熟才能做到“由道达器”，而成为道的载体 。在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中，文学之诗歌、散文在唐代达到了巅峰，在宋词、元曲等后来的品种中完成了它的分蘖；中国书法在魏晋时期实现了字体演变的自我成熟，而后在唐宋时代又实现了自我分蘖；丹青绘画则在盛唐时期进入高潮，在唐五代时期分蘖出了水墨画的品种，并通过它，在其后的时代里得到了更高的升华 。这种由完满到分蘖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精神一贯的充分实现过程，也可以说是文学艺术在中国性上的自我成型 。所以，如果仅以丹青绘画来看，中国画的中国性即使至于隋唐时代，也未得到完全的凸显 。原因是人类在远古、中古时代从事绘画的许多物质条件，从创作因素上看存在着必然的相似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勾线、敷彩的绘画手法非中国所特有，亦大量存在于印度、伊斯兰绘画之中，甚至也是他们的主流绘画方式—中国画与其他民族绘画的区别点在隋唐时代尚不非常明显 。
就中国绘画的精神性而言，丹青绘画对于绘画性的过程要求比较弱，而执著对应的是尽善尽美的儒家哲学思想，对佛、道美学的追求并不彰显 。因此，此时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塑造也还不够完整 。对于盛唐之后的水墨画时代，我认为，水墨画的发生及成熟，乃至在宋、元、明时代的蔚然大宗，也同样蕴含着绘画的语言形式和精神性要求两个方面的动能 。就绘画本身而言，由于获益于丹青时代所确立的书法化的绘画结构，以及书法笔法的先期成熟，使得这一内核在中国画中由最初的潜藏，得以发芽生长，并沿着自己的逻辑渐行展开，同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意趣反差也逐渐变大，使其作为独立画种的意义得以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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