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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
也就是在这些轻松愉快而又扬眉吐气的事情进行的过程中，鳌拜等人仍然不依不饶地再次提出了迁陵的主张，并在顺治十五年，将二祖之陵迁回兴京 。《皇朝文献通考》载：“十五年九月壬寅，奉移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陵于兴京，罢积庆山祀典 。”同时记载了发生变化的原因，“诸大臣等复言陵寝风水所在 。今议将东京二祖陵迁祔兴京，于理为协 。”年轻的皇帝拗不过固执的议政大臣，被迫同意搬迁 。
这一事件的发生，正反映出入关不久的满族上层权力结构的特征 。顺治少年即位，先是由摄政王多尔袞理政 。多尔袞死后，有议政王大臣集体理政，但鳌拜的强势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鳌拜理政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顺治也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康熙的幼年继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持续 。但在康熙八年铲除鳌拜之后，特别是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不断提升皇帝的权威，及至上书房、军机处先后出现，从政体体制上完成了君主专制的权力构成，这一类的事情就难以发生了 。康熙皇帝顺从祖母的意愿，将孝庄文皇后的陵寝建在父亲顺治皇帝的孝陵附近，称“昭西陵”，而不是葬在清在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附近 。正是这种权威的建立在陵寝制度上的表现 。
此后，雍正皇帝另择西陵、乾隆皇帝返择东陵，都表现出皇帝的强势 。但道光皇帝陵寝选址的先东后西，在某种意义上却反映出皇帝的个人意志和“祖制”之间的博弈 。而此时堪舆的作用，也主要是帮助最高统治者愿望的更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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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
围绕着雍正继位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传说，被雍正皇帝的择址西陵进一步强化 。雍正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的一道谕旨，令不知内情的大臣们目瞪口呆：
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 。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 。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 。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 。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 。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 。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 。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 。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 。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 。
此时的雍正皇帝已经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怡亲王、高其倬早已把事情办得天衣无缝 。前文曾经论及雍正六年至八年之间，雍正皇帝为福陵的风水维护事项，破格选拔了江西瑞金县生员管志宁，让与高其倬的反复讨论，以及将史贻直事前安置到福建，高其倬一北上，即令史贻直置福建总督 。但从雍正帝这一时期给史贻直的“朱批”，揭示了一个前文一直存在的疑点：雍正皇帝真是为了修复福陵水法而下如此大的功夫？“朱批”相关文字如下：
去岁冬初即闻汝不服闽中水土，深为系念 。后阿尔赛到京，备询情形，为之少慰 。今览所奏，殊觉不能释然于怀 。髙其倬素谙堪舆，命其择地，已得上吉之方 。因又命往盛京，瞻视三陵，谕其便道审观关外风水，所以稽迟时日，大约四月尽五月初间方可旋闽，卿其勉力支撑此数月可也 。
原来，自从雍正五年开始选拔管志宁开始，到雍正七年高其倬往关外治理福陵水法的这段时间里，怡亲王和高其倬等人已经为雍正皇帝选定了易州太平峪“吉地”，并在此后多此确认 。只是没有对外公开而已 。史贻直在福建的贡献，更主要地是为了能够把精通风水的高其倬置换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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