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三反”在基层

1972年我到那里时 ， 正是供销社第二阶段经营权限上移的时候 。 文-革进行到九大召开以后 ， 当大家都认为“革命”已抓的差不多了 ， 坏人已经从中央清除 ， 该促促“生产”的时候 ， 不料九大上钦定的接班人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 文革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 在“批林整风”声势下 ， 林彪事件前已经开始的“一打”（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再次掀起新高潮 。

“一打三反”老照片

今天研究“一打三反”的文章已经有一些了 ， 但侧重都是在“一打” ， 即借镇压“反革命活动”之势 ， 连带收拾几年前曾经冲击过当权者的“造反派”人士 。

但对“一打三反”中的“三反”则研究者不多 。 甚至有人说当时就只有“一打”而已 ， “三反”并未形成运动 。 而我的感觉相反：其实对基层而言 ， “三反”的影响远大于“一打” 。 无论北京等大城市是如何搞“一打三反”运动的 ， 反正在我当时所在的边远乡镇 ， 因为文-革前期“走资派”已斗的毫无新意了 ， 出名的“造反派”也没几个 ， 所以这次折腾的新花样虽然也是矛头向下 ， 但重点不在“一打”而在“三反” 。

有人说当时的“三反”类似于“反腐” ， 但它整的并非官吏（相反 ， 那时受到“造反”冲击的官员开始大量复出）而是群众 。 如果说反腐是要收拾贪官污吏 ， 那时的运动却是要收拾“贪群污众”——不要说我生造名词 ， 当时给我们传达时的提法 ， 就是要“织一张密网 ， 打尽小鱼小虾” 。 官方的说法就是要狠整基层的经济犯罪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 后者主要对农村 ， 前者主要对工商业 。 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唳 ， 气氛极为紧张 ， 自杀者迭出 。 我去时高潮已过 ， 听老职工说仅我们一个小小的供销社竟然就有5个（有人说是6个）人在这次运动中自杀 。

我在小说《商业局的五朵金花》中写的马建设住的房间床铺下面有一个磨盘 ， 那其实就是我个人的真实经历 。

我刚到那里宿舍里没有电灯 ， 黑灯瞎火的小煤油灯下啥也没看清楚倒头就睡 。 第二天早上起来 ， 就有老职工问我 ， “昨晚上睡觉床下有啥动静不？”我一脸懵懂地说：“没有啊！”一群人诡异地挤挤眼也不告诉我原委 。 还是一位比我早到一年的一位大姐告诉我 ， 你床下的那个磨盘是因为有一个会计跳井自杀 ， 后来填井后放在上面“镇鬼” 。 井废后在上面盖房 ， 但没人敢住 。 你新来乍到 ， 就安排你住了 。 好在我不信鬼神 ， 就一直与“磨盘”和“水井里的死鬼”为伍 ， 相安无事地住着 。

金雁/插画

我们到单位前在商业局集训的时候 ， 省工作队和县革委分管商业的常委都告诫我们 ， “时刻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 ， 要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 尤其要破除地方上“乡亲熟人社会里抹不开情面的包庇作风” 。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有原委的 。 西北这些省份当年基本上是由“一野”解放的 ， 除部队留下一些人员管理地方外 ， 又派来一批“西进”干部 ， 所以地委、县委的领导好些都是陕西籍的 。 五六十年代又分来一些湖北、四川籍的转业军人充实中层领导 ， 所以县局一级头头多是外地人 ， 而办事人员则基本上是本地人 ， 这样社会分层与地域的关系就体现得很微妙 。

当地话把这些人统称为“一面人” ， 意即和我们不一样的“外面人” 。 文-革前以及文-革当中 ， 上面派下来的干部都认为“地方主义”是中央指示贯彻不力的一大原因 ， 本地干部一般都异地升迁 ， 历次运动都要强调这一点 。 因此这里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也隐约体现了些地域因素 ， 当地人对外地官员的“治理劣迹”格外痛恨 。

盘点的奥秘

我初到时分配在综合门市部的鞋帽组 。 综合门市部是社里营业额最高的部门 ， 共有布匹、小百货、鞋帽、食品和针织五个组 ， 每组两人 ， 多是一师一徒 。 我在鞋帽组的师傅50年代末就在这里供职 ， 见证了供销社的起起落落 。 他为人极为小心谨慎 ， 谦恭木讷 ， 是公认的老实人 ， 号称“闷葫芦” ， 一天到晚驮着背 ， 除了在柜台上报价钱 ， 从不多说一句 ， 也不吩咐我该干什么 。 只是在逢集的时候看见我杯子里的水干了 ， 就会把他热水瓶里的热茶续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