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用赝品为证据的嫌疑


关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编著者说“对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少量商朝军队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甲骨文的器物，有考古专家认为是商朝军队与蜀国军队作战时的战利品”（44页） 。这段文字，编著者没有配图，不知所指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罕见青铜兵器，仅见有十字形铜戈，应属仿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而非实用器 。作为欧亚大陆西部身份地位象征物的权杖，更罕见于东亚大陆腹心地区 。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文字，如有“刻有甲骨文的器物”，必属赝品无疑 。与其相类的是配图“牛河梁祭祀与墓葬遗址考古出土的玉器”（图3-6）中的玉龟，龟背上居然刻满文字，令人咂舌 。果如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在书中关于文字的部分却只字未提 。

文章插图

其他明显的错讹和不足之处
摘抄过程中的错讹之处，所在多有 。例如说“陶寺早期城市距今4300-4100年，城址面积约56万平方米；陶寺中期城址距今4100-2200年，持续近2000年之久”（168页） 。众所周知，陶寺文化中期一般认为距今约4100-4000年，陶寺文化晚期在距今4000-3900年之间，二者各持续约百年时间，整个陶寺文化的时间跨度仅约400年 。


又如“三星堆周边广大地区仰韶晚期文化宝墩遗址、多处龙山时代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44页）一语中的宝墩文化本属龙山时代，但却被冠以“仰韶晚期”；“金沙遗址是宝墩-三星堆文化的第四期文化遗存”（48页），也不知何据 。


在祭祀文明板块中，第三节的题目“4000多年前的祭祀遗址遗迹和遗物：陶寺、王湾、二里头”（83页），赫然将最新测定为不早于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文化放到了“4000多年前” 。而其下的小标题分别是陶寺遗址、王湾三期、二里头遗址“考古中的祭祀与墓葬”，将祭祀（行为）和物化的墓葬作为同类项，也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


“有考古专家通过考古资料对其空间进行分析发现，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影响纵横都在千米以上”（91页），如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影响，还没出二里头遗址 。而“二里头考古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古乐器群”（179页），更是令人不知所云，因为二里头遗址的相关发现中只有青铜铃，可确认为响器，是否属乐器尚可存疑 。


有些内容本来是考古学的强项，但在书中却被一带而过，甚至根本不提 。如“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与陵墓的继承与传承”一节（123-125页），前后不足2页，仅摘录叙述《周礼·考工记》和《周礼·春官冢人》的内容，基本无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也没有任何关于祭祀建筑于陵墓的配图 。“商朝及商朝的都城”一节（180-187页），本来也该是以考古材料为主的，但此节大量抄录文献所载商王世系与迁都传说长达数页，而关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大都城级遗址的介绍总共千余字 。


第四章第五节中“摩亨佐·达罗——印度文明早期城市的代表”部分（152页），显然题目中就有错，该城市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属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而非印度文明 。


“（郑州商城）城址内的两处窑内发现了大批王室青铜礼器”（181页），显然，编著者把窖藏当成了“窑”，而集中出土王室青铜礼器的窖藏有三处 。


在图题为“商朝建立前商人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图5-7）的组图后，编著者接着写到，“偃师商城为商朝灭夏后的早期都城，是早于商代二里岗时期的商朝都城”（182页） 。两座大体同时，同属二里岗时期的都城，被分为了商朝建立前和灭夏后，灭夏后建立的偃师商城，居然又“早于商代二里岗时期” 。这样的叙述只能让人无所适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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