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利用现有项目中的前沿疾病建模分析 ， 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进行决策 。 我们帮助创立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并向其提供资助 ， 促进全球公平获取疫苗 。 与此同时 ， 我们也为区域性的抗疫努力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 包括非洲联盟主导的疫苗和医疗用品采购计划和南非的基因组测序网络 ， 后者成功检测到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 。 我们还为从尼日利亚到孟加拉的范围广泛的政府伙伴提供支持 ， 帮助他们向病人提供氧气、对抗疫苗犹豫 ， 等等 。
无论是什么项目 ， 我们提供的都不仅仅是资金 ， 还有基金会员工的技术和战略建议 ， 以及伙伴关系 。 基金会有1700多名员工 ， 他们来自政府、私营部门、多边机构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 ， 不仅为基金会带来深厚的知识积累 ， 还有广泛的个人和专业网络 。 这使我们能够更加系统地与我们的伙伴分享专业知识 ， 支持他们进行最终决策和项目实施 。
新冠疫情对我们最关注的社群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 。 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希望 。 我们有望利用疫情期间开发的工具——例如联网数字诊断测试和低成本药物制造技术等 ， 大大加快一些领域的进步 。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五年前开始投入支持的mRNA疫苗技术 ， 它有潜力改变我们预防艾滋病和疟疾等其他疾病的方式 。
展望未来
去年 ， 加上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出的承诺 ， 基金会的赠款达到67亿美元 。 除此以外 ， 基金会的战略投资基金还提供了数亿美元的担保、可免除贷款和其他融资 ， 用来激励企业参与抗疫 ， 比如开展具有一定商业风险的疫苗生产工作 。 自21年前成立以来 ， 盖茨基金会已累计付出600多亿美元的赠款 。 过去十年 ， 我们的赠款支出每年都在增长 。
盖茨基金会目前有500多亿美元的资金 ， 去年比尔和梅琳达还慷慨地追加了150亿美元的承诺 ， 未来预计还有更多 。 此外 ， 比尔和梅琳达要求基金会在他们过世后花掉全部的资金 。 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的独特性 ， 意味着我们将在未来几十年在慈善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
我们的捐赠规模需要有与之对等的高度责任感 ，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些资源尽可能得到有效管理和使用 。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赠款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 ， 而不仅仅是把钱花出去 。 而衡量影响的指标是挽救生命的数量和为贫困人口及边缘群体提供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 。
这还要求我们对多元、平等与包容有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承诺 。
基金会一直努力实现员工队伍的多元化 ， 并为此持续进行投入 。 在过去两年里 ， 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性评估 ， 例如在员工、前员工和伙伴中开展调研 ， 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和正面例子 。 在此基础上 ， 基金会通过了一项多元、平等与包容承诺的公开声明 ， 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计划 ， 以增强我们这一承诺对内和对外的实际影响 。 我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 但我相信基金会今后会更加全面、更有意识地持续做出改进 。
我刚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时 ， 曾飞到奥马哈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 。 他给了我很多好建议 ， 其中一条是记住“ABC” 。 沃伦是在提醒我注意所有大型机构面临的三种长期威胁：傲慢、官僚主义和自满（arrogance, bureaucracy和complacency） 。
如果合作伙伴和受赠方没有任何动力向我们提供批判性的反馈 ， 那么像盖茨基金会这样一个以使命为导向的机构很容易在不经意间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回音室——将自己的失败合理化 ， 并过度宣扬自己的成功 。 那将让人们更加怀疑慈善的作用 ， 以及慈善能否带来真正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