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分析了这三个过程 ， 并且发现了具有相同的耦合常数 。 但是他们没有推测到中间波色子 。 我曾经向费米提起过 ， 我正在考虑存在一个中间波色子的可能 ， 但是我不能搞定不变原则 。 当年 ， 还不知道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弱相互作用 ， 因为只有费米的β衰变理论 。
但是一旦我们将β衰变和mu介子衰变、mu介子俘获这三个作用 ， 一起研究：这三个不同的过程引导我们深入更进一步的思考 。 所以我们推测 ， 一定存在一个中间波色子 ， 这个中间波色子很重 ， 且有一个普适的耦合常数 。 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将V和A两种不同的β衰变存在一种选择规则 ， 与同一个中间波色子耦合：因为在1948年 ， 大家公认宇称必须守恒 。
我向恩里科·费米提到了这个问题 ， 他有同感 。 这就是我们没有立刻写下来的原因 。 但是到圣诞节时惠勒的文章到了 ， 费米说 ， 你们必须马上写出来 。
同时 ， 费米对我说 ， 他会给惠勤他们写信 ， 告诉他们 ， 我们在几个月前已经做了这些工作 。 在那个圣诞节 ， 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外出度假去了 ， 因此 ， 我匆忙地写了一篇短文 ， 署上了三个人的名字 。 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 。 在物理评论杂志上 ， 它只占半页纸 。 文中 ， 有一段落专门讲述中间波色子 ， 普适耦合 ， 它很重 ， 寿命很短 。 多年之后 ， 我和杨振宁称它为“W” ， 代表Weak（衰弱）作用 。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一对一）与费米较长接触 。 他非常有耐心 。 在蒂欧姆诺和惠勒的两篇文章里 ， 有一个校对后加上的注解 ， 感谢费米指出他的三个学生在之前也曾经独立地有过相同的思路 。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 ， 因为我不清楚在这个普适相互作用所依据的原理 。 所以 ， 我的第一篇文章不是费米建议的 ， 他的作用就像是一位好朋友、给以我支持和鼓励 。
我的第二个课题与玛丽亚·迈耶（Maria Mayer）的壳层模型相关 。 这也发生在1948年 。 在当时 ， 有一篇尤金·芬伯格（Eugene Feenberg）的文章 ， 发现了一种能够适用于复杂原子核内核子的势能 。 它给出了这些能级 。 但是这个势能存在一个问题 ， 就是他违反了绝热原则 。
玛丽亚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讨论了她的文章 ， 有一堆反对意见 。 在报告会结束时 ， 费米问道 ， 为什么不考虑自旋轨道（l-s）耦合？
之后 ， 我注意到 ， 在下一个星期 ， 举行了另一个学术报告会 ， 可是报告人仍是玛丽亚 ， 而且报告题目相同 。 这一次 ， 我又去听了 ， 玛丽亚的报告内容大有进步 ， 已经有了最终的壳层模型了 ， 非常漂亮的模型 。 在玛丽亚的文章中 ， 她感谢费米提出准确的问题的贡献 。
在她的诺贝尔奖讲演时 ， 她又一次确认费米提出准确的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贡献 。 但是 ， 在这个场合 ， 她说她已经考虑过自旋轨道（l-s）耦合 ， 正好在走廊中碰巧碰见费米 ， 那时他们停下来讨论了幻数问题 。 在这个版本中 ， 费米问到了自旋轨道（l-s）耦合问题 ， 而当时她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 马上作了回答 。 显然 ，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 她可能有了不同的记忆 。
下面 ， 再说说我从费米那儿得到的下一个题目 。 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 因为一个核子在重核中的平均自由程只有大约一个核半径或者更短 ， 非常难于理解如何保持一个轨道使得玛丽亚的分析有意义 。
当时 ， 费米有他的执著的想法 。 在他的早期工作中 ， 在氩原子或者其他惰性气体内 ， 他注意到在一个电子轨道内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电子 。 费米利用他的有效散射长度和Delta函数模型 ， 这样他可以获得在一种由其他电子云提供的介质中的轨道 。 这与实验符合得非常好 。 所以他在考虑同样的思路是否能够解释玛丽亚·迈耶的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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