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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福州奏报盛夏大旱之际忽降大雨，侯官县竹子结实如米，采获近万斛，饥者得食，这是“天子圣德所感，上相爕理之效，实为中兴上瑞，伏乞详酌施行” （2566页），用所谓“中兴上瑞”为宋高宗与秦桧脸上贴金，于是，“圣德天子”下诏将此奏议交付史馆，载诸史册 。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衢州通判周麟之上言：
今天子受命中兴，功光创业 。近者太庙生灵芝，九茎连叶 。此尤瑞应之大卓绝而创见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制华旗，绘灵芝之形于其上，以彰一代之伟绩 。
宋高宗当即下诏有关部门照此办理 。不久，秦桧之孙秦埙与礼部侍郎王珉等权相亲党相继奏请将各地报来的瑞木、嘉禾、瑞瓜、双莲等等，“并绘为旗”，高宗也无不采纳 。李心传在记录这些“中兴祥瑞”时，有意转引了何俌《龟鉴》的说法，一切都让秦桧顶缸：“桧乃敢有欺君之心 。桧之心直欲掩蔽灾异，缘饰祥瑞，以文中兴，而为固宠之资耳！”（2768页）然而，所有“特制华旗”的诏命分明是宋高宗亲颁的，中兴祥瑞的连台闹剧自然也都是这对君相联手执导的作品 。
绍兴二十年五月，专记宋高宗“中兴之迹”的《中兴圣统》修成，隆重供奉在陈列历代宋帝塑像的景灵宫天兴殿之西 。“奉安”大典，由秦桧之子、知枢密院事秦熺为奉安礼仪使 。礼毕，宰相秦桧率百官拜表庆贺 。秦熺、汤思退、周紫芝、林机，孙仲鳌、丁娄明与周麟之等在朝官僚都进颂献诗礼赞中兴 。周紫芝颂诗云“礼行廊庙喜书成，重此商周说中兴”（《太仓稊米集》卷三十三《恭进奉安中兴圣统庆成诗》），将本朝中兴比以商周中兴 。这种庄重的庆典，旨在借助盛大的仪式让天下臣民对庆典指向的主体与主题形成一种神圣、崇拜与敬畏感，主体当然就是捧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主题就是他的“中兴之业” 。
从朝野献呈的诗文
看中兴语义的蜕变
绍兴和议后，朝野士大夫不时主动进献论表诗颂，其中也颇能折射出中兴语境的移步换形与义随势转 。
绍兴十二年，汉州陈靖献上《中兴统论》，以布衣特补右廸功郎 。据《玉海》卷六十二《艺文·论》，其书提“三始、五要、八实之说，深明治体，论事之外自为文章”，应该仍属建议性的，未必就是谀颂之作 。次年，左廸功郎何俌献《中兴龟鉴》十卷，下诏特迁一官 。据《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二引《两浙名贤录》，说他“裒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事可施行者，为《中兴龟鉴》上之”，足见也是献策性论著 。据此推断，在和议初成的头两年里，尽管秦桧从未停止过对政敌的迫害，但总体态势属于单个定点打击，中兴语义仍未定于一尊 。
绍兴十四年四月，宋高宗批准秦桧“乞禁野史”的动议；十一月，秦桧党徒杨愿奏请，必须让“沮讲和之议者”与“腾用兵之说者”，无论朝野都“洗心自新”，不许“窥摇国论，诖误后生”，宋高宗将其奏“揭示庙堂”（2456页） 。这两个决定，不啻是一个信号，表明朝廷在朝野上下对和议持异见的士大夫着手全面的清算，也意味中兴语境急遽逆转，言说者再也不能自执己见而各唱各调 。自此以后，所谓中兴语义，大体包括确定不易的几层内涵：首先，绍兴和议业已绍开中兴；其次，宋高宗就是中兴之主，秦桧则是中兴之相；再次，绍兴体制与绍兴中兴只是同一语义的不同表述；最后，妄议绍兴体制就是破坏中兴大局 。至此，中兴语境已完全蜕变，朝野士大夫在奏议诗文中也随之跟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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