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子盛名当时，由他开辟水墨之路与王维、张璪等人存在着时间上的衔接关系，他的绘画技法样式和“守其神，专其一，是真画也”【26】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地完全可以传达到王维、张璪等人那里 。
盛唐时代由于国力鼎盛，绘画在服务于宫廷之外，主要还应用于寺观建筑等公共场合，这大大增强了绘画的公共性功能 。由于绘画的应用范围非常广，中国画的分科现象开始明显化，对于绘画的分类并不仅依后代所谓的山水、花鸟、人物的绘画对象范畴来划分，有时也依绘画的状况来讨论 。《历代名画记》中至少提到了唐人的几种以下画法，一是白画，《西京寺观等画壁》一节记载：“龙兴观……北面从西第二门，董谔白画”，“佛殿壁带间亦有杨廷光白画 。”“白画”这种说法在北宋时期是指“白描”，唐人所指是否是白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设色的墨稿 。白画的说法至于晚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仍然使用 。二是轻成色，“殿内正南佛，吴画，轻成色”，“宝应寺，多韩幹白画，亦有轻成色者 。”开元年间，唐玄宗召李思训和吴道子图写嘉陵山水，李思训累月方成，而吴道子一日而毕 。吴道子与李思训在山水的画法上，当为大写与工细的区别，充其量吴道子画是“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所谓“轻成色”而已 。三是色彩浓丽的正规壁画，如“金碧山水”是唐人绘画的主流，就不论之了 。
从唐人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前两种画法可能是第三种正规壁画之稿子，即白画就是墨稿，先墨稿成形而后着色，根据着色之深浅程度又夹杂出了“轻成色”这个品种 。至盛唐时代，由于功用的需要，这两种步骤性的画作已经从第三种中完全剥离出来了，成为了单独的种类 。在唐人更为看重最初的墨稿，实则比如吴道子的许多作品就是由“工人”或弟子着色，他只提供最初的墨稿 。因前后步骤之重要性的不同，“工人”或弟子在他的指挥下完成着色 。如此，“白描”就从壁画中逐步独立出来，随着它高端地位的确立，无疑等于说在绘画的竞技中，色彩处在次于水墨的第二乘了，这对于水墨画的起源及其兴盛，从技艺角度为出发点及其他，为社会的普遍性认知备下了标志性的准备 。
至此，如果撇开重彩与水墨在当时地位之轻重不论，仅就后世水墨画所应具备的构成元素来看，至吴道子，笔线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和挖掘，同时，也在画作上题款的现象也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如韩幹的《照夜白》 。水墨画已经脱略出它比较完整的格局，并被冠以“今体”的名称，是与李思训为代表的“古体”重彩类绘画相区分 。虽然吴道子时代的主流性绘画仍以重彩为多，但是由他开辟的注重笔法表现的画风，在当时之影响也日益势大，甚至以浓丽重彩著称的李思训之子李昭道，大概是因为认识到这种“今体”的表现优势，后来去“变父之势”，在青绿山水中有意识地加大了笔墨的表现力 。
虽然盛唐时代的绘画总体上仍以重彩为主，比较可靠的纯水墨的作品非常少，但由于吴道子绘画在笔法方面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以笔线作为艺术表现主导语言的水墨，已被寄予了特别的意义，带动了这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因此“水墨晕章，兴我大唐”作为一个时代的风气，吴道子是具有开启之功的，其影响所及的不仅是后来的水墨画，包括一些重彩类的作品，也不再完全以色彩取胜了，而是非常注重笔法的表现力，体现出笔线在这个时代绘画中的独特魅力 。加之水墨晕染和造境能力的品第高下，则能初步决定了画家的社会和历史地位之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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